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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方收到《律师函》不久后，同意和律师进行当面沟通。男方向律师表明自己之所以将孩子带走，是因为孩子在托班发烧，托班的老师通知他，他才去幼儿园接孩子。考虑到孩子状态不好，生病严重，所以才将孩子带回家中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自己并不属于私自将孩子带走藏匿，反而埋怨是万某没有照顾好孩子。男方咬定自己也能够给孩子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，完全没有按照协议将孩子归还给万某的意愿。
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在自愿、平等的情况下签署的，如果男方继续拒绝按照协议履行自己义务与责任，那么我方则有权要求男方返还三百万元，不料男方瞬间勃然大怒，拒绝和律师继续沟通。
此后，万某多次通过联系男方，男方都是以孩子身体不好，仍需要在自己家中休息为由，“委婉”回绝。
其实男方并非如其表现出的那么想要抚养女儿，真实的想法是把孩子留在身边，这样就可以以孩子的名义持续地找万某索要钱财。
万某在律师的建议下，不再纠结抚养归属的事情，而直接要求男方返还三百万元。同时，万某暂时停止支付孩子高昂的托班费用，给男方施加经济压力。
果不其然，男方发现万某断了供并且着手要求他返还三百万元的诉讼后，不久就同意将孩子送还给万某。
最后为了预防万某与男方再次发生类似的纠纷，重新草拟了更加清晰的补充协议，以更严谨的条款表述，补足前一份协议中不详尽之处，包括对前协议中不清晰的语句进行明确解释、约定男方具体的探视规则、强化男方违背约定的后果、细增男方禁止的行为、要求男方交出孩子所有重要的证件原件等，防止类似的“抢孩子”事件再次上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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